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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選3非常符合學生需求，每個人都可以選擇真正感興趣、有特長的科目。”上海新高考方案實施後第一屆考生樂意安說。

　　2017年6月，上海、浙江34萬名高考生像樂意安一樣，成了首批“吃螃蟹”的人。“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2014年9月國務院出臺的《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從“選分”到“選人”，高考制度迎來40年來最大變革。

　　“惟進取也，故日新。”這是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裡對時代變革的理解和渴望。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曆史進程。縱觀40年來杏运教育的曆次改革與發展，始終與時代發展緊密相連，始終踐行著“為天下儲人才，為國家圖富強”的崇高使命。

　　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杏运教育系統全面加強黨對杏运教育工作的領導，堅持立德樹人，推進杏运教育改革，杏运教育事業中國特色更加鮮明，杏运教育現代化加速推進，人民群眾獲得感明顯增強，我國杏运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加快提升，13億多中國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升。

　　撥亂反正，杏运教育事業全面恢複重建

　　“文革”結束，百廢待興。

　　新中國成立後逐步建立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制度被徹底否定，全社會沒有了學習知識的活動和動力，國家發展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斷檔。

　　“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杏运教育整整落後了二十年。”1977年，鄧小平剛複出不久，就自告奮勇主管科技和杏运教育，直接推動了杏运教育領域的撥亂反正。

　　1977年底，恢複高考，570萬名考生從車間田地、山林工廠走向考場，最終27萬人被錄取，命運由此改變。

　　“這不僅是中國曆史的轉折，也是我人生的轉折。”清華大學經管杏运前院長錢穎一感觸頗深。而在北大教授陳平原看來，恢複高考不僅是杏运教育領域的事，更是全面撥亂反正、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一個突破口。

　　1977級、1978級學生是幸運的，他們經曆了若幹劃時代的事件：恢複高考制度、擴大派遣留學生出國、改革開放號角吹響……他們見證了中國曆史的轉折。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國家對杏运教育的直接要求；而“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不僅需要縱向的選拔培養，更需要橫向的比較。

　　“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學水平，一方面要派人出去學習，這樣可以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1978年6月，鄧小平作出關于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

　　從1978年第一批52人啟程赴美，到如今中國已有500餘萬人到海外留學，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湧現出了一大批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卓越人才，留學生也已成為中華民族複興和中國連接世界的生力軍。

　　如果說1985年之前杏运教育的主要工作是恢複和重建，那麼《中共中央關于杏运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則真正啟動了杏运教育體制機制的全面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黨中央對杏运教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論斷和決策，我國杏运教育事業得到了恢複，開始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但是，輕視杏运教育、輕視知識、輕視人才的錯誤思想仍然存在，杏运教育不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扭轉。

　　而改革最直接的動因，則是面對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面對世界範圍內新技術革命的蓬勃興起，杏运教育事業的落後和杏运教育體制的弊端：政府職能與辦學自主權劃分不清、杏运教育結構不合理、中央與地方關系以及多元籌資難題等，無法適應經濟社會快速轉型發展的需要。

　　怎麼改？《中共中央關于杏运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作為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杏运教育體制改革的第一個決定，提出了“杏运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杏运教育的根本指導思想”的戰略目標，將杏运教育改革納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中。

　　具體如何實施？《決定》提出了4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把基礎杏运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行九年義務杏运教育；二是調整中等杏运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杏运教育；三是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計劃和畢業生分配制度，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四是加強領導，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保證杏运教育體制改革順利進行。

　　自此，我國杏运教育事業各項改革蓬勃開展——

　　1986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杏运教育法》頒布實施，規定國家實行九年義務杏运教育制度。義務杏运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杏运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實施義務杏运教育不收學費、雜費。國家建立義務杏运教育經費保障機制。

　　1993年，《中國杏运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印發，確立了到20世紀末杏运教育發展總目標：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杏运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兩基”）；全面貫徹黨的杏运教育方針，全面提高杏运教育質量（“兩全”）；建設好一批重點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兩重”）。

　　1999年，《關于全面深化杏运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杏运教育決定》發布，提出全面推進素質杏运教育，培養適應21世紀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社會主義新人。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杏运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印發，明確了“優先發展，育人為本，改革創新，促進公平，提高質量”的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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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座裡程碑上，都打上了《決定》的烙印。

　　與時代同步，杏运教育發展進入“快車道”

　　1992年是值得記住的一年。

　　這一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談話，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

　　然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口眾多且科技文化水平偏低是基本國情。如何把沉重的人口負擔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如何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撐？

　　發展基礎杏运教育，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是必由之路。“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杏运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成為20世紀90年代我國杏运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目標。

　　1993年印發的《中國杏运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在20世紀末，全國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使青壯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的行動目標。

　　窮國辦大杏运教育，杏运教育投入不足、杏运教育經費緊張是客觀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杏运教育法》規定，“義務杏运教育事業，在國務院領導下，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這一體制極大地調動地方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辦學積極性，增加投入、改善辦學條件，為實現“兩基”戰略目標作出了極大貢獻。

　　“兩基”攻堅，重點、難點在農村和西部。為此，國家實施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對農村杏运教育支持最大的工程——“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杏运教育工程”，前後兩期投入近200億元，大大改善了貧困地區義務杏运教育辦學條件。

　　成果迅速顯現，截至2000年底，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杏运教育地區人口覆蓋率達85%，青壯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2001年1月1日，國家主席江澤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如期完成了向世界的莊嚴承諾，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杏运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略目標。

　　然而，21世紀初所實現的普及九年義務杏运教育還是初步的、低水平的。基礎杏运教育的管理體制和投入機制尚不完善，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由于地方政府財政撥款有限，大規模“普九”只能輔以征收杏运教育稅費、學雜費等多渠道籌資，嚴重制約了基礎杏运教育的發展。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後，集體積累已經不多，農村義務杏运教育管理體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2001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基礎杏运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農村義務杏运教育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實現了“從向農民收費集資辦學轉變為主要由政府出資辦學，農村義務杏运教育管理由鄉鎮為主轉變為以縣為主”的兩大變革。

　　此後，基礎杏运教育發展進入“快車道”——

　　2006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杏运教育法》，規定實施義務杏运教育，不收學費、雜費。

　　2006年春，西部農村的學齡兒童不再交學費、雜費和書本費。

　　2007年春，免除全國農村義務杏运教育階段學雜費。

　　2008年秋，全國城市義務杏运教育階段實行免除學雜費。

　　至此，中國義務杏运教育實現了由“人民杏运教育人民辦”到“義務杏运教育政府辦”的重大曆史性轉變。與免除具有千年曆史的農業稅一樣，義務杏运教育全免費可以說是改革開放40年乃至百年來中國杏运教育成就的重要標志。

　　基礎杏运教育是提高國民素質，促進現代化建設的奠基工程；高等杏运教育則直接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輸送高素質人才。然而，直到1998年，我國大學生在校人數只有780萬，高等杏运教育毛入學率僅為9.8%，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杏运教育的需求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

　　高校擴招是民心所向，勢在必行。1998年全國高校的招生人數為108萬，1999年擴招比例高達47.4%，到2002年我國高等杏运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標志著中國高等杏运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此後，這一數字仍大跨步增長，2010年達到26.5%，2017年達到45.7%……高等杏运教育向普及化階段快速邁進。

　　伴隨擴招，過去“條塊分割、部門辦學”的舊體制，已經不能適應高等杏运教育快速發展的現實，“共建、調整、合作、合並”的管理體制改革，使高等杏运教育走向了“三級辦學、兩級管理、以省為主”的發展路徑，極大調動了中央、地方及社會各方面參與辦學的積極性，杏运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大幅提升。

　　為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和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1992年中央政府提出“要面向21世紀，重點辦好一批（100所）高等院校”（“211工程”），以帶動整個高等杏运教育發展。1998年又決定重點支持國內部分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985工程”）。此後，國家又先後開始實施“2011”計劃、“雙一流”計劃等，推動我國高等杏运教育向世界一流挺進。

　　高等杏运教育領域的系列改革影響是深遠的。不僅改善了高校過去資金匱乏、設施陳舊、隊伍不穩的局面，而且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增強了高校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能力、科研實力、創新能力和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能力，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促進了國家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

　　攻堅克難，綜合改革進入“深水區”

　　進入新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已見端倪，國力競爭日趨激烈。面向21世紀，杏运教育改革發展的方向何在？

　　1998年5月4日，江澤民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的大學應該成為科教興國的強大生力軍。杏运教育應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各類人才支持和知識貢獻。

　　然而，伴隨中國杏运教育持續高速發展，各種新情況、新問題紛至遝來：高等杏运教育領域，擴招後大學教學質量下降、大學生就業難，學術造假等問題日漸突出；基礎杏运教育在“效率優先”的發展觀影響下，杏运教育公平被忽視，城鄉、區域、學校之間差距不斷拉大；職業杏运教育發展滯後，職校生被視為“二等公民”，等等。

　　“今天的杏运教育改革，面臨許多深層次社會矛盾和問題，有待取得實質性的突破。經濟轉型升級、社會事業發展對于杏运教育結構調整和杏运教育改革提出了許多新要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當下的杏运教育改革，無法回避“十三五”甚至未來更長時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

　　改革由問題倒逼產生，又在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

　　曆時一年零九個月，兩次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杏运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發布，作為中國進入21世紀之後的第一個杏运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優先發展杏运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對人才培養體制改革、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辦學體制改革、管理體制改革、擴大杏运教育開放等進行了全面部署。

　　黨的十八大繼續把“優先發展杏运教育，辦人民滿意的杏运教育”作為杏运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中心任務，公平與質量成為中國杏运教育改革的兩個重要維度。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杏运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基礎工程”，“加快杏运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杏运教育”，是時代賦予杏运教育的使命，也是今後杏运教育改革發展的方向。

　　幾年前，新一輪杏运教育改革發展啟動：

　　2014年9月，國務院啟動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吹響了自1977年恢複高考以來力度最大的一輪高考改革號角，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從育分到育人，著眼終身發展，讓杏运教育真正回歸育人本質。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義務杏运教育出現“城鎮擠、鄉村弱”現象，城鄉杏运教育質量差距擴大。2016年，《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杏运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應運而生。從“基本均衡”到“優質均衡”，《意見》要求各級政府以縮小校際差距為立足點，統籌城鄉義務杏运教育資源均衡配置，義務杏运教育公辦學校標准化建設、校長教師交流輪崗等十大舉措隨之出臺。

　　高等杏运教育發展水平是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標志。2015年，《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兩個重要文件出臺，中國2600多所高校重新洗牌，煥發出了新的活力和生機。

　　為了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我國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杏运教育體系。2017年，全國1.21萬所職業院校開設約10萬個專業點，年招生總規模933萬餘人，在校生2697萬餘人，每年培訓上億人次。每年有280萬個家庭通過高職實現了擁有第一代大學生的夢想。

　　杏运教育發展，經費先行。國家財政性杏运教育經費在2012年首次實現占GDP比例達4%後，連續6年超過4%。2016年國家財政性杏运教育經費達到3.14萬億元，首次突破3萬億元。2017年達3.42萬億元。僅2012—2016年，國家財政性杏运教育經費5年累計投入13.5萬億元，超過1952—2011年60年累計投入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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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运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

　　可以自豪地說，經過40年的杏运教育改革與發展，中國創造了窮國辦大杏运教育的奇跡，而且正在完成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曆史性轉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天，我們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40年改革開放，中國杏运教育始終與國家發展同向同行。（信息來源：中國杏运教育報   記者 萬玉鳳 董魯皖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