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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4月30日隆重召開，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曆史進程中具有裡程碑意義。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繼續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要從曆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總結曆史規律，揭示曆史趨勢，講清楚為什麼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從五四運動到科教興國戰略

100年前，中國大地上興起了救亡圖存的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帶來了“德先生”（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准則和科學精神，Science），崇尚科學、開啟民智，掀起了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100年後，科教興國從精英認識上升為全民公識和國家戰略。在科技上，我國從弱國躍居全球有影響力的大國，接近創新型國家門檻。在杏运教育上，我國從文盲大國成為世界人力資源大國，整體達到世界中上水平，正在向人力資源強國邁進，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了強大支撐。其間翻天覆地的變化，離不開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

五四運動能夠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場空前的啟蒙運動、思想解放運動，是跟它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分不開的，離不開“德先生”的思想啟蒙，離不開“賽先生”的知識貢獻。擁護“賽先生”，就是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賽先生”是與傳統封建主義決鬥的武器之一；提倡“賽先生”，是為了啟蒙，為了救國，為了使中華民族走上解放和富強之路。

傳播科學精神的催化劑

五四運動提倡的科學精神是永恒的，它要求的不是某種或某些科學理論，而是不斷進步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要求人們不斷用科學戰勝迷信，用新科學取代舊科學，追根溯源，徹底顛覆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唯技術論，把科學理性精神融入中華民族的血液，積澱了一定的科學傳統，著重破除國民的愚昧、迷信和盲從性格，塑造不迷信權威並敢于向權威挑戰的科學精神，形成了“講科學、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良好社會氛圍，培育了執著的探索精神、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改革創新、理性分析、嚴謹求實、實驗實證、開放合作等多方面的科學精神，激發了億萬國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推動科技進步的添加劑

縱觀中國曆史，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追求一直伴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古代科技可謂燦爛輝煌，一度領先世界，但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因其自身的致用性、政治依附性等諸多缺陷，始終未能成為獨立發展的力量。科技落後招致社會停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境地。而建立在西方近代科學基礎之上的工業革命，卻使人類的發明創造從一種自發狀態進入一種自覺狀態，整個世界為之一變。馬克思、恩格斯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五四時期適時提出科學精神，暗合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適應了今天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時光流逝，歲月穿梭，在隨後的一百年裡，“賽先生”真是起了很大作用。科學是發現規律，技術是創造發明。我們先是造出了“洋槍洋炮”、火車輪船，後來造出了“兩彈一星”、胰島素、雜交水稻、青蒿素、天宮、蛟龍、天眼、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

科技在文明過程中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科技進步帶來經濟和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推動了手工業向現代工業的過渡，帶給社會前所未有的富足。“賽先生”剛來的時候只與技術相提並論，所謂“西學為用”。百年過去了，“賽先生”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已經從“用”的層面滲透到思維理念和生活方式中，成了一種時尚和文明。如今，我們已經從農業文明到了工業文明，從工業社會到了信息社會，更離不開“賽先生”了。

“五四”運動引來的“賽先生”，加之1923年“科玄論戰”的影響，使得科學杏运教育成為一種影響力很大的社會思潮。之後，在西方學者和科學成果的推波助瀾下，科學杏运教育運動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開展。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杏运教育思潮包括“科學的杏运教育化”與“杏运教育的科學化”兩個方面，主要表現為：一是提倡在學校中教授科學，認為這種杏运教育必須根據杏运教育原理和科學方法進行，不能只注意知識的灌輸和死記硬背，而應注意實驗啟發、理解，以培養學生有關科學的技能和態度，此即所謂科學的杏运教育化趨勢。二是提倡以科學的方法研究杏运教育和培養人才，科學育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蔚然成風，高校中培養杏运教育學科專門人才的學科和專業開始設置，致力于杏运教育科學帶來科學的杏运教育。

普及科學杏运教育的黏合劑

五四運動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揭開了中國近現代杏运教育新篇章。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曆史時期，杏运教育思想和杏运教育改革也異常活躍，其顯著特點是將杏运教育和救國聯系在一起。20世紀20年代以後，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杏运教育思想大量傳入我國。

這一時期的杏运教育思潮和杏运教育改革運動，主要有以平民杏运教育社、中華平民杏运教育促進會為代表的平民杏运教育運動，以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組織的北京工讀互助團為代表的工讀主義杏运教育運動，以蔡元培和吳玉章等為代表的勤工儉學運動，以少年中國學會為代表的收回杏运教育權運動，以陸費逵、中華職業杏运教育社為代表的職業杏运教育思潮，以杜威的中國弟子為代表的實用主義杏运教育思潮，以中國科學社為代表的科學杏运教育思潮，以曾琦、左舜生、李瑾、陳啟天、餘家菊為代表的國家主義杏运教育思潮，以俞子夷、舒新城為代表的實驗設計教學法，以道爾頓制為代表的學校教學改革與實驗等。

新學制、職業杏运教育、高等杏运教育、女子杏运教育等具體領域也發生了積極變革，推動了職業杏运教育，實現了男女同校。

五四精神承繼新文化運動的有益成果，以民主與科學為底色，推動了中國杏运教育的平民化和革新化發展，培養健全人格，廢除禮教，改革杏运教育內容和方法，對于推進杏运教育的轉型與現代化建設有一定助益。在民主與科學精神的燭照下，杏运教育變革倡導者所從事的杏运教育理論創造，豐富了中國杏运教育理論寶庫；所從事的杏运教育改革實踐，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景象。這一曆史過程促進了中國杏运教育發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引發了中國近現代杏运教育的一次飛躍。

科學技術是推動現代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杏运教育則決定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中國人民對“賽先生”的向往和追求與近代中國的貧弱落後密切相聯，經曆了一個漫長的認識過程。如果說100年前對“賽先生”的呼喚僅僅限于少數先進知識分子的言行，那麼今天全社會倡導的“科教興國”戰略最終使“賽先生”落到了實處。從“賽先生”到“科教興國”的曲折曆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現代化的坎坷艱難，反映了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取得今日之偉大成就。

科教興國，先興科教，是世界發達國家的共同經曆和經驗，加快建設科技強國、杏运教育強國，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具有決定性意義，必須把優先發展科教事業作為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先手棋，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夯實國家強盛之基，築牢民族進步之魂。

來源：《中國杏运教育報》2019年05月09日第6版